一、股市財富效應的“神話”

股民老王最近在股市上賺了點錢，心里非常高興，早晨吃煎餅果子時決定多加個茶葉蛋，早餐支出由4元增加到5元。用經濟學家的話來說，老王增加的這1塊錢消費，就是股市上漲帶來的“財富效應”（Wealth Effect）。

【資料圖】

根據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詞典的解釋，所謂財富效應是指：“假如其他條件相同，貨幣余額的變化將會在總消費開支方面引起變動?！币话阏f來，現代意義上的財富效應，是指居民資產價值的變動對于居民消費需求的影響。由于社會財富構成日益多樣化且其比重不斷調整，不僅貨幣實際余額的變動影響個人財富的價值，而且其他資產價值的變動同樣可以引起財富水平的變動，從而導致消費需求的變動。

財富效應的理論基礎來自生命周期儲蓄假說，即：消費者將隨著時間的推移分配預期財富的增長，因此家庭財富的實際或感知變化與消費者支出呈正相關。財富效應在直覺上似乎是個不言而喻的現象。但是，這樣一個寬泛的理論概念，并不能代替消費和財富變化之間的實際經驗關系。耶魯大學考爾斯基金會，曾對14個主要發(fā)達國家的股市漲跌和消費變化進行了研究，結果只發(fā)現了股市財富效應的微弱證據。

以美國股市為例，在2008年大衰退之前，居民部門財富和消費之間的關系確實非常緊密，平均而言，1美元股市財富的上漲會帶來3-5美分消費支出的增長。但自從大衰退結束后，這種關系就徹底破裂了。在強勁的股市推動下，美國人的財富水平持續(xù)飆升，家庭金融財富在2023年第一季度上升至近49萬億美元，但消費率（消費支出與可支配收入之比）卻并沒明顯增加，而是出現了水平波動，財富效應似乎已經消失。

二、牛市是普通投資者虧損的主要原因

股市財富效應的消失是暫時的還是永久的，現在說還為時過早，但這無疑代表著股市結構和投資者結構更持久的變化。

投資大師本杰明·格雷厄姆有句名言：牛市是普通投資者虧錢的主要原因。為何會這樣呢？因為在熊市底部牛市初期時，普通的個人投資者往往資金量很小，嘗試性買入；當市場開始上漲，就追漲加大倉位，投資成本越買越高。等到市場漲到頂部的時候，個人投資者的情緒最激動，倉位也最重，心態(tài)也從最初的恐懼變?yōu)樨澙贰４藭r一旦泡沫破滅大調整到來，就會造成巨大的損失。不但會將前期的盈利消耗殆盡，往往還會造成本金更大的虧損。

正如經濟學家托馬斯·皮凱蒂在他的暢銷書《21世紀資本論》中所強調的，“越富有的人群往往可能投資收益率越高”。此前經濟學家們針對北歐、印度和中國股市的研究也得到相似的結論，原因是不同財富水平的投資者在交易水平和信息獲取上存在重要區(qū)別。特別是在市場泡沫與崩潰的過程中，這種投資水平的差異會被成倍放大，使得巨大的財富轉移也成倍加劇。

財富效應慢慢消失的另一個更根本原因，可能是收入和財富越來越集中在高收入人群手中。由于更富裕的家庭消費傾向較低，儲蓄率較高，從而推高平均儲蓄率，抑制了消費率的提升。

股票投資是由富人主導的，對于以金融資本投資為主的高收入群體，他們有足夠的財富形成不同的資產組合，獲取大量的金融資本收入，占有社會財富膨脹的利益。根據美聯儲的最新統(tǒng)計數據，美國財富前1%的家庭擁有53%的股票市值，前10%的家庭擁有88%的股票市值，剩下的90%的人僅擁有12%的股票市值(多數還是通過養(yǎng)老金和保險賬戶間接持有)。在過去10年中，標準普爾500指數的年化回報率接近17%，美國股市市值增加了約25萬億美元，但這僅僅是少數人享有的資產“盛宴”，結果是加劇了貧富差距和兩極分化。

三、房市是財富效應的真正推手

從總量上看，房地產和住房財富一直在各國居民資產結構中占有最大比重。在美國，盡管家庭的資產配置逐步從房地產轉向股票， 但是大多集中在高收入家庭， 中低收入家庭的資產配置依然以房地產為主。財富水平最底層20%家庭的資產結構中，房地產占比高達50%，股票資產占比不到20%；而最富有的20%家庭中，房地產占比只有25%，而股票資產占比高達40%。

因此，如果房市表現好于股市，那么經濟中的財富不平等程度就會下降，這主要是因為中產階級（其投資組合中住房占比過大）的財務表現和財富增長比前10%，甚至前5%的人更好更快。而億萬富豪的財富則主要集中在公司股權上，如果股票市場的表現比樓市好，那么財富不平等程度幾乎是直線上升。這就是我們在過去10年中所看到的美國不平等程度飆升的根源。與之不同，由于中產階級房產升值以及相對較小的股市規(guī)模，歐洲的貧富分化要遠低于美國。

從財富效應的表現來看，大量研究均揭示出，房市的財富效應要遠強于股市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·希勒進行的一項研究表明，股市財富效應“充其量是微弱的證據”，但住房市場財富變化對消費的影響卻存在“有力證據”。他們得出的結論是，在影響美國和其他發(fā)達國家的消費方面，房價的變化比股票價格的變化具有更大、更重要的影響。

以本世紀前十年為例，2001年至2005年是美國住房財富的增長期，導致家庭消費支出共增長了約4.3%。與之相反，2006年至2010年是住房財富的下降期，導致消費支出下降約3.5%。

從結構上看，中國居民部門超配房地產，財富總量中房地產財富占比高達69%。另一方面，受“儲蓄文化”的影響，中國居民投資偏保守，金融資產中現金和存款超五成，權益資產和公募基金占財富總量的比重僅為6%左右。與房市企穩(wěn)對促銷費的影響相比，寄希望股市上漲帶來財富效應的意義和空間并不大。

四、活躍股市切忌本末倒置

活躍而健康的股市有賴于穩(wěn)定的政策預期、成長良好的企業(yè)業(yè)績、注重價值投資的長線資金，以及有效的股東回報機制等基本面因素。那種認為股市上漲既能推動消費，又能拉動投資，因而主張通過所謂“利好”政策來刺激股市上漲的建議在理論上站不住腳，在實踐中也是不可行的。過分強調股市對經濟的反作用，無疑有本末倒置之嫌。

知往鑒今，自誕生以來，中國股市歷經多輪牛熊更替，股市泡沫也曾激蕩人心，但不管是5.19行情引發(fā)的網絡股狂潮，還是2007-2008年涌現的資源股泡沫，抑或是2015年的“互聯網+創(chuàng)業(yè)板”泡沫，每次短暫的繁榮過后都是“一地雞毛”，大部分投資者損失慘重，“財富效應”乏善可陳。為刺激資本市場而出臺的利好政策往往被市場炒家所利用，淪為市場爆炒的由頭和新一輪的“割韭菜”游戲，最后留給監(jiān)管層和投資者的是一個滿目瘡痍的市場。

顯然，市場需要的是適度的流動性和活躍性，但不需要過分的活躍性，更不需要為了刺激活躍性和市場上漲而出臺各種所謂“利好”政策，人為干預市場的自發(fā)運行。畢竟，2015年股市動蕩的教訓殷鑒不遠。當下，需要重拾注冊制改革的初心，重塑市場生態(tài)、重建責任體系、重構定價基礎，輔之以理性健康的投資文化，實現中國資本市場從新興市場轉軌到成熟市場的偉大轉型，進而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。

(作者施東輝為復旦大學泛海國際金融學院教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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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文章來源：澎湃新聞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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